她没应。

“姐，你得活着。”我说，“望来把钱留给你治病了。你不活着，他走得不安心。”

她闭上眼睛。两行泪从眼角滑下来，流进鬓发里，流进耳廓里，和公公走那天一模一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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腊月二十三，小年。

这是望来离开的第十四天。我办完医院所有手续，抱着年年走出住院部。

雪停了。阳光落在雪地上，刺得人睁不开眼。年年戴着我那顶旧毛线帽，帽檐压得很低，只露出半张冻红的小脸。她在襁褓里东张西望，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，也不知道妈妈为什么走了这么久还不说话。

“陈望来家属。”

有人叫我。我回头，是神经外科的护士长。她追上来，往我口袋里塞了个红包。

“科室里凑的，”她没等我拒绝，转身就走，“给孩子买奶粉。节哀。”

我站在医院门口，阳光太烈，我的影子缩成脚下一小团。口袋里的红包烫着大腿，隔着棉裤都能感到那份重量。

年年哼了一声。

我低头看她，她正仰着脸，眯着眼睛看太阳。九个月大的孩子，还不知道愁，光知道追光。

我攥着那张四十万的结算单，把它叠成很小很小一块，塞进棉袄最里层的口袋。贴着心口的位置，和望来那张工伤抚恤金存折放在一起。存折已经转给大姐交手术费尾款了，但存折皮我还留着，空的，压得平平整整。

“年年。”我喊她。

她咿呀一声。

“妈带你回家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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腊月二十八，大姐出院。

我去接她。半个月没见，她又瘦了一圈，病号服穿在身上像挂面口袋。可她坚持自己走出医院大门，没让护工推轮椅。

“走了，”她说，“再也不来这鬼地方。”

出租车上她一直没说话。窗外的风景往后退，光秃的杨树，结冰的水渠，村口那座歪着脖子的电线杆。她盯着窗外，盯了一路。

进院门的时候她停住了。

灵堂已经拆了，挽联也摘了，只有门框上还贴着白色的丧联，被风吹破一角，在腊月里哗啦哗啦响。

她站在门槛外面，站了很久。

“姐。”我轻声叫她。

她没动。

“姐——”

“田颖，”她背对着我，声音发紧，“我想一个人待会儿。”

我抱着年年进屋，透过窗玻璃看着她。她站在院子里那棵石榴树下，仰着头，不知道在看什么。石榴树是望来五年前栽的，年年春天开一树红花，秋天结的果不甜，酸得倒牙。可他年年剪枝、施肥，从没嫌弃过。

大姐站了二十分钟。

然后她慢慢蹲下去，蹲在树根旁边，把头埋进膝盖里。肩膀在抖，一下一下，没有声音。

我没出去。

年年在我怀里睡着了，小手攥着我的衣领，攥得很紧。我轻轻掰开她的手指，放进被窝里，盖上那件红毛衣。

那只接上去的袖子又开线了。我找了针线盒，坐在窗边，一针一针缝。窗外的雪又开始飘，落在石榴树光秃的枝丫上，落在大姐渐渐平静的背影上。

小主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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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年。

这是我在陈家的第四个除夕，也是最安静的一个。

往年这时候，望来在院子里放炮仗，公公坐在堂屋喝茶，大姐在厨房炸丸子，油锅滋啦啦响，满院子都是香味。年年去年刚出生，还不会走路，被望来抱着点香，她怕火，一凑近就往后躲。

今年什么都没有了。

没有炮仗，没有丸子，没有端着茶杯慢悠悠踱步的老人。

只有我、大姐、年年，三个人围着一张小方桌。

大姐做了四菜一汤，都是望来爱吃的。红烧肉，糖醋鱼，蒜泥白肉，清炒菜心，还有一盆萝卜炖肉——那是公公的拿手菜，大姐学了很久，总说做不出那个味道。今晚这盆炖得格外好，萝卜透明，肉化在汤里，我吃了两碗饭。

吃到一半，大姐放下筷子。

“年后我想回厂里上班，”她说，“主任打过电话了，岗位还给我留着。”

我抬头看她。

“你不用这样看我，”她没躲我的目光，“我不是硬撑。是真的……待不住。”

她顿了顿，低头扒拉碗里的米饭。

“一个人待着，老想。想多了头疼。医生说这个病不能想太多。”

“姐。”

“嗯？”

“望来把钱留给你，不是让你糟蹋的，”我说，“他让你好好养病。”

大姐没接话。过了很久，她把筷子搁下，声音低下去。

“我知道。”她说，“我知道他……”

她没说完。

窗外的雪越下越大，电视里在放春晚，主持人的笑声隔着屏幕传来，热闹得不真实。年年早睡了，趴在我腿上，口水浸湿了我膝盖那片布料。我拍着她的背，一下一下，拍成某种固定的节律。

“田颖，”大姐忽然喊我，“往后你有什么打算？”

我想了想。

“上班。年年九月该上托班了，我得先把工作找回来。”

“厂里那边……”

“请的是事假，没说辞。年后去问问，岗位还在不在。”

她点点头。我们都没再说话。

零点钟声敲响时，窗外有人放烟花。年年被吵醒，懵懵懂懂睁开眼，爬到窗边，小手扒着玻璃，嘴里咿咿呀呀。

烟花一朵一朵在夜空炸开，红的绿的紫的，照亮她那双黑葡萄似的眼睛。她不知道这是过年，不知道烟花是给谁看的，光知道好看，高兴得拍手。

大姐站在她身后，扶着窗台，仰头望着那片转瞬即逝的光。

我站在门边，看着她们两个。

这一刻我想起望来。

想起他说“姑娘好，姑娘贴心”，想起他给女儿取名“年年”时那副认真的表情。他没能等到女儿第一次开口叫爸爸，也没能陪她看任何一场烟花。

可他给女儿留了名字。

年年。

每一年，都像今天这么高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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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月十二，厂里通知我去办复工手续。

人事科长姓周，胖胖的中年男人，说话总带着几分客气。他翻了翻我的档案，说岗位还有，仓库管理员，工资比之前低两百。我点头，说行。

“你家的事我听说了，”他把审批表推过来，签完字又补了一句，“往后有什么困难，跟厂里说。”

“谢谢周科。”

我拿着那张表走出办公楼。厂区还是老样子，食堂、车间、车棚，每块砖每扇窗我都熟悉。望来在这里干了八年，从临时工转正，从学徒到能独当一面。他最后一次请假是十一月初，人事科的考勤表上写着“事假”，备注栏里有一行小字：父病重陪护。

他不知道这张表会永远停在那一行。

正月十五，元宵节。

大姐回厂里上班了。她走那天早上起得很早，煮了一锅汤圆，黑芝麻馅的，望来最爱吃这个。她给自己盛了六个，给我盛了六个，年年碗里放了两个，用小勺子碾碎了喂。

吃完她拎起那个旧行李包，站在门口穿鞋。

“姐。”我跟出去。

她回头。

“你住的那屋……”我说，“我给你留着。床单被罩都是干净的，随时回来。”

她没说话，只是点了点头。转身时动作很快，但我看见她抬手抹了一下眼睛。

电动车驶出院门，沿着那条结冰的水泥路慢慢走远。我站在门槛上，抱着年年，一直看到她拐过村口那棵歪脖子树，看不见了。

年年在我怀里扭来扭去，手指着远处，嘴里喊“姑、姑”。

她刚学会发这个音。

“姑上班去了。”我攥着她的小手，“姑晚上回来。”

年年听不懂，光知道重复那个新学会的音节，姑，姑，姑。

风把她的口水吹凉，吹成细细的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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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月二，龙抬头。

这天厂里放假，我带年年去镇上剃头。老人说龙抬头剃头吉利，去旧迎新，一年都有精神。理发店老板娘姓卢，跟我认识，收半价，五块钱。

年年坐在我腿上，围着一块红围布，东张西望。剃刀嗡嗡响，她也不怕，光盯着墙上那幅明星海报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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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姑娘头发真黑，”卢姨说，“随她爸。”

我笑了笑，没答话。

“听说是望来家的？”她压低声音。

“嗯。”

“唉，好人没长寿。”

我抱着年年走出理发店时，阳光正好，晒在人身上有几分暖意。年年后脑勺剃得光溜溜的，露出一圈青青的头皮，像刚出壳的小鹌鹑。她摸着自己的脑袋，摸不着那撮软毛，急得直哼哼。

我蹲下去，攥着她的小手，教她摸。

“这里。”我指着她后脑勺。

她学着我的动作，摸到了那片光滑，忽然咯咯笑起来。笑声清脆，像风吹过檐下的铜铃铛。

我把她抱起来，脸贴着她冰凉的小脸蛋。

“年年，”我轻轻说，“你今天特别好看。”

她听不懂，笑得更欢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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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月。

厂里接到一批新订单，连着加了十天班。我每天七点出门，晚上九点到家，年年托给隔壁张婶照看，一个月八百。张婶六十多了，腿脚不太利索，但带孩子有耐心。她说年年乖，不哭不闹，光坐在小推车里看人来人往，看一整天也不烦。

“这孩子眼睛亮，”张婶说，“像她爸。”

我低头翻包，翻出那天的工资条。两千八。

“颖啊，”张婶压低声音，“你一个人带着孩子，往后怎么办？”

我没抬头，把工资条折好，塞进口袋。

“过呗。”

“就没想过……”

“张婶。”我打断她。

她没再说下去。

夜里年年睡着后，我一个人坐在院子里。三月的风还凉，吹得石榴树新发的嫩芽瑟瑟缩缩。那棵树今年没人剪枝，疯长了一冬，枝丫伸到屋檐上去了。

我想起望来剪枝的样子。他总在清明前后动剪刀，搬个梯子靠树干，我扶着，他爬上去，喀嚓喀嚓，把那些病枝、弱枝、交叉枝一剪子铰掉。年年坐在学步车里，仰头望着爸爸，嘴里咿咿呀呀。

“这棵树的果酸。”我说。

“酸也是果。”他头也不回。

“年年不爱吃。”

“我爱吃。”

他把剪下的枝条捆成一捆，码在院墙根下。晒干了烧火，火旺，噼啪响。

那是去年清明的事。

今年的清明快到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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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明。

大姐请了一天假回来，带着香烛纸钱。我们没去公墓——迁坟的事还没办妥，骨灰寄存在殡仪馆。她说不去也好，去了也是隔着那层铁皮柜子，话都传不进去。

我们在院子里烧纸。

铁盆是公公留下的，用了三十多年，盆底烧穿一个洞，拿泥巴糊上接着用。大姐把纸钱一张张拆开，叠成元宝，动作很慢，很稳。

年年蹲在旁边看。她不知道这是在干什么，只看见火光跳跃，好玩。我攥住她的小手，没让她靠近。

“爸，望来，”大姐往盆里添纸，“收钱。”

火苗蹿起来，舔着纸元宝的边。黑灰飞上天，打着旋，落在石榴树枝上。

“在那边别舍不得花，”大姐继续说，“该买买，该吃吃。”

火小了些。她又添一沓。

“爸你腿不好，走路慢着点，别赶。望来你陪着他，别让他摔了。”

我站在她身后，抱着年年。火光映在她脸上，明明灭灭。她说话的语气很平静，像在叮嘱出远门的家人。

“钱够花就托个梦。”她把最后一张元宝投进火里，“不够花再托。我给你们烧。”

纸烧完了。火灭了。铁盆里只剩一捧温热的灰。

大姐站起来，拍掉膝盖上的土，弯腰把盆端进灶房。年年追在她身后，学着端东西的姿势，两只小手捧在胸口。

我留在院子里，看着那棵石榴树。

风来，满树嫩叶沙沙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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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一小长假，我带年年回了趟娘家。

我妈在小区门口接着，一见面眼圈就红了，抱着年年不肯撒手。我爸站在旁边，嘴笨，翻来覆去只会说“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”。

年年认生，躲在我妈怀里，偷偷打量这个陌生环境。客厅的茶几上有盘橘子，她伸手够，我妈赶紧给她剥了一个。

“孩子像望来，”我妈把一瓣橘子塞进年年嘴里，“眉眼像，鼻子也像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瘦了。”

“还行。”

我妈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又咽回去了。她端着果盘进厨房，切了一盘西瓜，红瓤，切成小块，插上牙签。年年第一次吃西瓜，汁水糊了满脸，在沙发上一颠一颠。

“田颖。”我爸忽然开口。

我抬起头。

“往后……有什么打算？”

这个问题我回答过很多次了，对着大姐，对着张婶，对着厂里周科长，对着每一双小心翼翼打探的眼睛。可对着我爸，我却忽然说不出口。

“就在清水镇，”我听见自己说，“上班，带孩子。”

“那边没个亲戚……”

“有大姑姐。”

我爸沉默了。他把烟盒摸出来，又放回去，反复几次。他戒烟三年了，这是老习惯改不掉。

小主，

“你自己想清楚。”最后他说。

“想清楚了。”

夜里年年睡着后，我一个人坐在阳台上。楼下是小区的中心花园，路灯把树影投在地上，一明一暗。远处有火车经过，汽笛声拖得很长，在夜风里渐渐散开。

我妈端了杯水过来，在我身边坐下。

“妈跟你说个事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隔壁李婶的儿子你还记得吗？大毛，跟你同届的。”

我知道她要说什么。

“他在苏州做外贸，去年离了，带个五岁男孩。李婶托我问你——”

“妈。”

她停住。

“我不考虑。”我说。

她没再说话。水杯捧在手心，热气一缕一缕往上飘。

“不是人家不好，”我顿了顿，“是我……不想了。”

妈低下头。过了很久，她把水杯搁在窗台上，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。

“你才二十八。”

我没回答。

阳台外面，路灯忽然灭了，整片小区陷进短暂的黑暗。年年在我身后的卧室里翻了个身，梦呓几句，又睡沉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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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月。

厂里接了个大订单，日夜赶工。我被抽调到包装车间支援，每天站着干十小时，腰疼得直不起来。夜班补贴高，我主动报了。年年白天送托班，晚上接回来，我上夜班时就托给大姐。

大姐这几个月恢复得不错，头发剪短了，气色也红润许多。厂里给她调了岗，从流水线转到质检，不用上夜班，工资还涨了两百。她每周过来两趟，帮年年洗澡、做辅食，走之前把冰箱塞得满满当当。

“你别老买这些，”我翻着那堆牛肉、鳕鱼、有机蔬菜，“贵。”

“给年年吃的，”她把菜码进冷冻格，“又不是给你。”

“姐。”

“嗯？”

“望来走之前……”我顿了一下，“他说的最后一句话，是‘别让年年嫁太远’。”

大姐的手停在冰箱门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