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月21日，晴转多云

北京的指令在凌晨时分响彻了河北省委。

李默然和赵启年接到中央直接打来的电话时，残留的梦魇与最高层的紧急命令瞬间合流，将他们心头最后一丝犹豫和侥幸碾得粉碎。

省委紧急常委会在凌晨五点召开，会议室烟雾弥漫。

李默然眼中血丝未退，声音嘶哑却带着铁一般的意志：“……中央的指示非常明确，极端紧急，最高等级战备！时间，现在是我们最大的敌人，也可能是我们唯一能抓住的东西。我提议，立即成立‘河北省抗震救灾前线总指挥部’，我任总指挥，启年同志任第一副总指挥。指挥部下设专家调研、群众转移、物资保障、治安维稳、宣传动员、医疗防疫、交通运输七个工作组，现在就要把架子搭起来，人员立刻到位，开始运转！”

没有人敢持反对意见，只有快速记录和领命的声音。但压力肉眼可见地写在每个人脸上。

大规模转移一座工业城市及其周边县区的人口，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从未有过。牵扯的人口不是几万、十几万，而是数百万！吃、住、行、医、治安、生产停滞……每一个问题都足以压垮常规的行政体系。

由国家地震局、地质部、科学院及河北省内专家组成的联合考察队，在21日上午就火速抵达唐山。

他们带着当时国内最精密的仪器，走访刘卫东报告中提及的异常点位，访问反映情况的群众。

结果令人非常焦虑。动物异常？有，但分散，且并非所有物种都表现出明显征兆，无法构成公认的“前兆模式”。

井水变化？个别水井确有浑浊、水位波动，但同样缺乏系统性数据支撑，无法排除其他干扰因素。

地声地光？听到、看到的人言之凿凿，却无法被仪器捕捉或重现。

宏观异常是有的，但以这个时代的地震科学水平，尤其是短临预报理论，远远不足以支撑做出“某时某刻将发生多大震级地震”的确定性判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