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通常看到的是，清廷屡战屡败，不断签订不平等条约，饱受批评。

而当时的西方列强也清楚意识到，中国几千年文化带来的阻力。

再加上，当时觊觎中国的是一群虎视眈眈的列强，大家都想分一杯羹。

这也形成了一种制约——不允许任何一国独占中国。

因此，全面以武力占领中国，既不现实，也不划算。

于是他们借助各类条约的签订，以条约体系实现对华夏的间接掌控。

这样既能避免激起华夏人直接的反抗，又能借助清廷从华夏获取利益。

西方列强通过武力缔结不平等条约，夺取经济利益，并向华夏渗透其文化，为更长远的利益铺路。

西方这一手段非常高明，因其并非直接控制与入侵。

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，伴随政治与经济上的屈辱，华夏新一代知识分子开始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

。

之后更全面向西方学习，而传统文化却被他们视为国家进步的阻碍。

他们开始主动而激烈地去除华夏传统文化，却不知自己的行为已成为西方打压华夏文化的工具。

这样的文化和条约体系，使西方在近代华夏历史中既似游离在外，又无处不在。

这一点到了清末逐渐被更多华夏人察觉，尤其是当权的满清朝廷。

当满清朝廷发现外来势力已难以摆脱地影响其决策时，内部引发了巨大恐慌。

于是满清借助义和团的力量打击外人，正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。

然而这种行为模式，使人清楚看到西方在华夏推行条约体系时，显然采取了双重标准：

他们与华夏人交往时，所持的价值观念与行为准则，和在本国时截然不同。

在本国谦逊有礼的人，到了华夏却变得颐指气使。

章太炎对此现象看得非常透彻，他说：

“那些在本国创造自由平等的人，却是对别国施加最不自由、最不平等的人。”

这些西方人在与华夏及其他被视为落后的国家交往时，怀有深厚的文化优越感。

在他们眼中，华夏人是“劣等”

民族。

因此可以对华夏人采用不同的行事标准，这是典型的帝国主义心态。

这种心态在某些教会传教士身上也表现得非常明显。

他们来华自称“传教济人”

，怀抱“救世之婆心”

，

但实际上，民间与传教士之间的冲突最为激烈，发生了大量事件。

他们常倚仗本国的不平等条约与武力压制华夏官民。

这样的行为在华夏百姓和世人眼中，显得极其虚伪——

他们的所作所为，与他们宣扬的“上帝之心”

完全不符。

当然，并非所有传教士都从心底认同这种帝国主义心态，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秉持自己的信念与理想而来。

他们带着傲慢的心态前来“拯救”

华夏人，然而华夏士人同样秉持着深厚的文化传统，对他们冷眼相待甚至阻挠。

这种态度触犯了他们的文化优越感，使他们难以接受，于是他们支持以武力教训那些不接受所谓上帝的“野蛮人”

！

一些传教士还为自己的粗 为寻找理由！

他们认为，华夏人把西方人看作“蛮夷”

，是违背了某教派中“爱邻如己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