接下来，便是更为繁重和关键的“消化”过程。

帅府之内，寇仲、徐子陵、虚行之以及新近提拔的一批文官武将，连日召开会议，商讨治理之策。

军政方面，寇仲力主推行“军功授田制”与“府兵制”结合。在江东各地划定军田，授予有功将士及其家属，战时为兵，闲时为民，寓兵于农，既保障了军队的忠诚度和战斗力，又减轻了纯粹的军费开支压力。同时，进一步完善水师建制，以宋阀援助的船舰和技术为骨干，招募沿海熟悉水性的青壮，扩大规模，目标是彻底掌控长江下游乃至东海的部分制海权，保障海外基地（流求）的联系与安全。

内政方面，虚行之提出了“劝课农桑，轻徭薄赋，兴修水利，招抚流亡”等一系列具体措施。他主张借鉴隋初的“输籍定样”，清查江东户口和土地，一方面为均田和征税提供依据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更有效地掌控地方。

然而，在具体执行上，寇仲与徐子陵再次显现出理念的差异。

针对一些在战乱中依附地方豪强、户籍不清的“隐户”，以及部分在沈法兴、林士弘统治时期趁乱占据官田、荒田的“豪右”，虚行之建议采取较为强硬的手段，限期令其自首登记，否则一旦查实，严惩不贷，以儆效尤，确保政令畅通和税赋来源。

寇仲对此表示赞同，他认为乱世需用重典，不如此不足以迅速确立秩序，将江东的力量有效整合起来。

但徐子陵却提出了异议。

“清查户口，厘清田亩，本是善政。”徐子陵语气平和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持，“但若手段过于酷烈，限期过紧，恐会逼反那些本可争取的豪强，更会让那些只为求一口饭吃的隐户心生恐惧，再次流亡，甚至啸聚山林，反而滋生新的祸乱。治大国若烹小鲜，需掌握火候。”

他看向寇仲和虚行之，目光清澈：“可否稍宽时限，派干练官员先行宣导，陈明利害，给予其改过自新、登记入户之机？对于主动归附、配合清查的豪强，可在新政下保障其部分合法权益，甚至择优任用。对于隐户，则承诺既往不咎，授田安置，使其成为安分守己的编户齐民。如此，阻力既小，民心亦安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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