余玠的目光微微一亮，显然对这个话题颇有兴致。

“苏老先生跟我说过一件事。”尹志平的目光变得深远起来，像是在回忆那个山间的黄昏，“他说，方腊在江南起事，不到半年就称了帝，建号‘永乐’，设百官，定赋税，铸钱币。外人看来这是狂妄，是不知天高地厚。可苏老先生说，方腊称帝不是狂妄，是不得不称。你不称帝，你的手下就没有名分。没有名分，就没有稳定的官制。没有官制，就没有人替你收税、管账、征兵、断案。几十万义军，每天要吃饭，要穿衣，要发饷，这些事靠什么？靠抢？抢得了一时，抢不了一世。”

尹志平看他神色坦然，并无半分朝廷官员谈及“反贼”时的忌讳与愧怍，眉宇间只有专注的倾听与思索，全然不似那些迂腐之辈。他心中微定，这才继续说道。

“苏老先生说，方腊手下虽然多是粗人，但他起事之初就网罗了一批不得志的文人胥吏。这些人或许在朝廷那边混不出头，但管账、催科、断案的本事是有的。方腊用他们搭建了一套粗陋却完整的衙门体系，县有县令，州有州官，税有税吏，粮有粮官。这套体系虽然粗糙，但至少能保证后方稳定——粮草从哪来，银子从哪出，兵员怎么补，每一样都有章可循。所以方腊能和朝廷周旋那么久，不是他多能打，是他有根基。”

他顿了顿，话锋一转：“反观宋江，他手下的人才，比之方腊如何？”

余玠没有回答，只是嘴角微微牵动了一下，那是一个带着几分了然、几分惋惜的弧度。

“宋江麾下，论冲锋陷阵，卢俊义、关胜、林冲、呼延灼，哪一个不是万夫莫敌的猛将？论出谋划策，吴用、朱武，也称得上机变百出。”尹志平的声音不急不缓，像是在剖析一具早已凉透的尸体，“可要论治理一方、经营基业——宋江手下一个这样的人都没有。吴用的智谋，全是阴谋诡计，损人利己。卢俊义是大名府首富出身，可他只会花钱，不会赚钱。柴进是前朝皇裔，养门客是一把好手，管账却是一塌糊涂。至于李逵那样的，除了砍人，还会什么？”

他停下来，看着余玠的眼睛。“苏老先生跟我说，方腊敢称帝，是因为他有底气——他有班子，有体系，有能替他管着后方的人。宋江不敢称帝，不是他不想，是他没有。他连梁山的粮草都管不明白，全靠抢。抢完了祝家庄抢曾头市，抢完了曾头市抢高唐州，抢一处吃半年，吃完了再抢下一处。这样的队伍，规模越大，死得越快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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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玠听到这里，终于开口了。

他的声音不高，却带着一种洞察世情的冷峻：“梁山与寻常流寇不同，它有一处安稳的地盘，本可以扎下根来。可他们不事生产，只出不进，初时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劫掠豪强，百姓还道是义举。久而久之，豪强抢光了，刀锋便不免转向寻常富户，甚至寻常百姓。再正的旗，也遮不住百姓的眼睛。”

“所以宋江必须招安。不是因为愚忠，不是因为被朝廷的官帽子迷了心窍，而是因为梁山的财政，已经撑不住了。一百单八将，数万喽啰，每天睁开眼就要吃饭。饭从哪里来？他只有两条路——要么学方腊，建立自己的财政体系，从抢变成收；要么招安，把这几万张嘴交给朝廷去养。第一条路他走不通，因为他没有那样的人才。所以他只能走第二条。”

尹志平点了点头，接过话头：“可后世的人，大多看不懂这一层。他们只看到宋江带着梁山好汉们招了安，对着朝廷摇尾乞怜，宋江把屁股撅得老高，怎么看怎么来气。他们不明白，宋江为什么要葬送大好的前程，为什么要带着兄弟们去给昏君奸臣卖命。他们以为宋江是软骨头，是投降派，是被官帽子迷了心窍。其实都不是。宋江只是一个算明白了账的当家人。”

尹志平心中涌起一阵复杂的感慨。当年初读《水浒》，他比谁都来气，觉得宋江就是个卑躬屈膝的软骨头，坐拥十几万兵马、百员猛将，一手好牌打得稀烂，却只想着拿兄弟们的命去换功名利禄。

后来年岁渐长，阅历渐深，才慢慢品出其中滋味。宋江在郓城县做押司时便迟迟不肯上梁山，不是胆小，是他一眼就看出这群人长久不了。等到他真的坐上那头把交椅，数万人马的吃喝拉撒、数十山头派系的明争暗斗，桩桩件件压在肩上，那份危机感便愈发真切。正是因为他比谁都看得远，才不得不走那条被千夫所指的路。

“他知道，再拖下去，梁山只有两条路——要么被朝廷调集重兵剿灭，要么内部因为分赃不均而自相残杀。梁山的派系太多了，晁盖旧部、宋江嫡系、二龙山、桃花山、少华山、降将派……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。有肉吃的时候，大家还能坐在一张桌子上。等肉吃完了，桌子就是第一个被劈了当柴烧的东西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