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晨六点十三分，洋行地下储藏室的空气冰冷而凝滞，混杂着旧纸张和尘埃的独特气味。

程兰独自穿行在迷宫般的铁皮档案架之间，高跟鞋踩在水泥地上发出清脆的回响。

她正在整理一批战前遗留的税务申报卷宗，这是一项枯燥乏味到足以让任何人生出逃离念头的工作。

然而，她的指尖忽然在一册厚重的《1936年度进出口关税明细》上顿住了，一种猎人般的直觉让她心跳漏了一拍。

书页的边缘，靠近装订线的地方，有几道极细的铅笔划痕。

痕迹很淡，若非她常年与这些故纸堆打交道，练就了异于常人的敏锐，几乎无法察觉。

那几道划痕组成了一个小小的倒置三角形符号，一个只有“灯塔小组”核心成员才懂的暗记。

它的含义是：“伪证植入”。

这个标记意味着，她手中的这份官方档案，是被人精心篡改过的陷阱。

程兰的不动声色，是多年潜伏生涯中刻入骨髓的本能。

她平静地将卷宗翻至背面，借着头顶昏暗的灯泡细细审视。

纸张的纤维在某一区域显得有些粗糙，墨迹的渗透也与周围截然不同。

是化学药水，有人用它擦除了原始数据，然后模仿当年的笔迹重写。

她从随身携带的工具包里取出一小瓶显影剂，小心翼翼地涂抹在异常区域。

几秒钟后，被擦除的数字轮廓如幽灵般浮现——“8,740”。

而覆盖其上的伪造数字，则是刺眼的“3,200”。

八千七百四十吨钨砂，这才是当年的真实出口量。

这批足以影响一场局部战役走向的战略物资，正是代号“夜枭”的叛国者，首次向敌方输送的“投名状”。

三十多年来，无数人试图追查这条线索，最终都因证据链的断裂而失败。

现在，这枚关键的拼图，就在她的指尖下微微发烫。

程兰迅速用特制胶片拓印下化学反应后的痕迹，将这份铁证藏入衣袖内侧。

做完这一切，她将卷宗放回原位，却故意没有插得太深，而是让它比旁边的档案册突出半个指节，仿佛一个漫不经心的疏忽。

这个位置，在任何例行检查中都会第一个被注意到。

上午十点零二分，财政司稽查处三号会议室，气氛压抑。

巨大的红木会议桌旁坐满了神情严肃的官员。

作为财政司最年轻有为的副司长，赵世坤受邀列席这场关于“战时资源流向异常”的闭门会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