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午十二点零七分，法租界邮政储蓄银行的大理石柜台前，程兰的指尖轻轻叩了叩桌面上的暂停服务木牌。

她穿件月白旗袍，外罩件藏青短衫，腕间的银镯随着动作轻响，像极了来申领遗产的普通亲属。

表亲证明、委托书......柜台主管老陈推了推金丝眼镜，第三次核对文件，周先生是民国二十八年牺牲的，怎么现在才来领？

程兰的睫毛颤了颤，眼底浮起恰到好处的悲色：原是我婶母病着，拖到上个月才走。

临终前攥着这张存折......她从手包里摸出泛黄的信纸，边角还留着茶渍，您看，这是周先生走前寄回家的信，说抚恤金由亲属代领。

老陈的目光扫过信纸上的钢笔字，喉结动了动。

他抬头时，正撞见程兰泛红的眼角——那抹脆弱像根细针，精准扎进他作为老银行的软处。

我去请示经理。他起身时，椅子在地面划出刺耳的声响。

程兰望着他的背影，右手悄悄按在腰侧。

那里别着林默给的微型窃听器，此刻正随着她的心跳微微发烫。

她知道，当老陈推开经理办公室的门时，这枚窃听器会录下所有对话——但更关键的，是接下来的动作。

五分钟后，老陈捧着个牛皮纸信封回来：首期五百银元，您点点。

程兰接过信封时，指尖故意一滑。

印着财政部徽记的回执单地掉在地上，边缘沾了些灰尘。

她蹲下身去捡，余光瞥见斜后方穿藏青长衫的男人——那是敌伪特高课的便衣，今早她在银行外就注意到他了。

姑娘，小心。男人弯腰拾起回执单，递过来时，指腹在单据背面轻轻一蹭。

程兰接过时，感受到纸张边缘细微的折痕——这是确认信号，说明对方已经上当。

傍晚十七点二十三分，财政部地下数据室的荧光灯忽明忽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