游戏，现在才真正开始。

安全屋内，那段歪斜却执拗的童谣仍在循环播放，听得人头皮发麻。

林晚舟看着照片，照片上是七个火种，曾经的战友。

“他从不唱歌，”林晚舟指着照片上陈砚舟的身影，带着一丝嘲讽，“肯定又是喝多了。” 我没有回应，只是把一份旧上海报纸目录推到他面前，手指落在照片工作室的地址上——北四川路67号。

我告诉程兰，把这地方加进“蓝盾计划”，列为低优先级文化遗址，让周秉文的副手审批即可。

这是一个诱饵。

如果“灰鸦”是内鬼，一定会关注这种边缘但敏感的名单。

低优先级会让他们放松警惕，主动调查，从而暴露自己。

下午，程兰已经装好了监听设备，伪装成钟表匠的工具箱。

到了晚上，信号中断了三分钟。

设备被手动拆解。

留下的，是一个老式瑞士手表齿轮，火种成员的标配。

真实之眼下，齿轮上残留着细微的红色痕迹，显示着急速加热和冷却的迹象。

这不是警告，而是一种忏悔。

试图赎罪，也在试探组织是否还记得他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“巡逻”到照相馆附近。

在对面的茶馆里坐下，利用窗户的反射观察。

老板是个佝偻老人。

穿着灰色长外套的顾客走了进去。

老板轻敲柜台三次，摩斯密码。

我离开了， “不小心” 掉了一枚1936年的硬币。

回到车里，我对程兰说：“今晚八点，切断那一区域的备用电源。 我想看看，他会不会点亮不该亮的灯。” 雨丝渐密，打在车窗上，模糊了外面的世界。

十年前，火种解散的那个夜晚，也是这样的雨夜，如同今夜，阴沉的压抑在心中挥之不去，曾经的我们，早已各奔东西。

而现在，轮到我执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