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他说……有人给他发短信，问他要钱，不然就把他那些……那些见不得光的事都抖出来。”李秀兰哭着说，“我问他是啥事，他死活不说，就说‘反正不是好事’。他好像很怕，但又很生气，说‘老子也不是吓大的’。我让他报警，他不肯，说丢不起那人。”

“短信呢？你还留着吗？或者记得内容、电话号码吗？”

“我……我偷看过他手机一次，就看了最近那条。”李秀兰回忆着，“大概内容是‘最后一次机会，三万，老地方，今晚十一点，过时不候，后果自负’。发信人是个很奇怪的号码，一大串数字，不像正常手机号。那条短信，我看完没多久，好像就被他删了……对了，就是那天晚上！他接到电话出去，然后就再也没回来！”她激动起来。

“那条短信，大概是哪天收到的？”

“就是……就是他出事那天白天！下午！”李秀兰肯定地说。

勒索短信！时间点如此巧合，就在张建军被杀当晚！这完全是一个新的、爆炸性的方向。如果存在一个勒索者，那么此人的作案动机同样强烈——可能是敲诈不成，杀人灭口。

“那个‘老地方’，张建军有没有提过可能是哪里？”林峰追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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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秀兰茫然地摇头：“他没说……但以前他要是跟人谈事不想在家，有时候会去……去砖厂那边，或者河堤上，人少。”

砖厂！又是砖厂！

“除了短信，他还有没有提到这个勒索他的人，可能是谁？或者，他最近得罪了什么人，抓住了他什么把柄？”林峰紧紧盯着李秀兰。

李秀兰的眼神闪躲起来，嘴唇嗫嚅着：“我……我不知道……他外面的事，很多都不跟我说……可能就是生意上的仇家，或者……或者是他那些……那些不检点的事，被人抓住了……”她的声音越来越低，充满羞愤。

林峰立刻安排技术科，尝试通过通信运营商恢复张建军手机在案发当天的全部短信记录（包括已删除的）。同时，对那个“一大串数字”的号码进行追踪。

初步调查结果很快出来：那是一个通过网络虚拟号码服务生成的临时号码，无法追溯真实机主。该号码只在案发当天下午激活，给张建军发送了那条勒索短信，随后在当晚十一点左右（正是张建军接听神秘电话并出门的时间段）再次有短暂的数据连接（可能用于接收回复或确认位置），之后便永久失效。服务器位于境外，追查难度极大。

这条线索，像是一剂强心针，让案情陡然复杂。它太“专业”了，太像是有预谋的犯罪，反而冲淡了李国富那种基于情感爆发的作案嫌疑。勒索、虚拟号码、精准的时机……这需要一定的反侦查意识和技术手段，是一个沉默寡言、常年跑车的大货司机能轻易做到的吗？

但反过来想，如果李国富蓄谋已久，他完全可以通过网络了解甚至购买这种服务。关键在于，他是否有这样的知识和渠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