景泰元年秋，京城的政局在沈砚的铁腕整顿下渐趋稳定。边境无战事，海疆暂安宁，年幼的景泰帝在辅政三角的辅佐下，已能熟练处理一些日常政务。

沈砚见时机成熟，便着手推行一系列着眼于“强兵富国”的新政，意图彻底扭转大胤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。

新政的核心围绕三大方向展开。在商贸上，沈砚打破了旧贵族对海外贸易的垄断。

改为国家主导，设立“市舶司总署”，统一管理沿海口岸的进出口贸易，征收关税，同时组织官方商队，运载丝绸、茶叶、瓷器等商品前往南洋、西洋，换取硫磺、硝石、西洋火器及粮食等战略物资。

此举一出，国库收入短期内激增三成，却也断了不少依靠走私、垄断贸易发家的旧贵族的财路。

在农业上，沈砚下令鼓励改良农具与水利。

他从格物院抽调匠师，仿制西洋水车，推广曲辕犁的改良版，同时动用国库银两，修缮黄河、淮河沿岸的堤坝，疏浚京杭大运河。为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，他还推行“垦荒令”，规定新开垦的荒地三年内免征赋税。

这些举措极大地提高了粮食产量，缓解了粮食短缺的问题，却也让那些依靠兼并土地、收取高额地租的大地主们利益受损。

在科技与军事上，沈砚将之前的“技学馆”升级为“格物院”，广纳天下匠师，无论是中式巧匠还是西洋传教士、工匠，只要有一技之长，皆可入馆任职，待遇优厚。格物院的核心任务是改良火器、战船，研发新式农具与机械，同时翻译西洋书籍，传播先进知识。

此外，沈砚还继续深化军制改革，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火器，建立新式军校，选拔优秀士兵与寒门子弟入学，毕业后直接授予军职，取代了以往世袭的军职制度。

新政推行半年，成效显着。国库充盈，粮食满仓，新式火炮、战船源源不断地装备军队，沿海防御固若金汤，大胤王朝呈现出一派中兴之象。可这欣欣向荣的局面，却让以旧贵族、大地主、保守文官为主的旧势力坐立难安。

英国公张峦，世袭罔替的勋贵领袖，其家族世代垄断着北方的皮毛贸易与部分军器制造，新政推行后，国家主导的海贸让他损失惨重，新式军器的生产也被格物院接管，家族势力一落千丈。

漕运总督李嵩，背后是江南的大地主集团，沈砚的水利修缮与垦荒令，让他们难以再通过囤积粮食、操控漕运牟取暴利。

还有那些保守文官，他们信奉“祖宗之法不可变”，将格物院的“奇技淫巧”视为异端，将国家主导的海贸斥责为“与民争利”，更对沈砚打破世袭制度、提拔寒门士子的做法深恶痛绝。

这些旧势力很快结成了秘密联盟，以英国公张峦、漕运总督李嵩为首，暗中联络朝中的保守派言官、宗室成员，开始策划反扑。

他们的第一步，便是利用言官的“风闻言事”之权，对新政发起猛烈攻击。

“陛下，沈国公推行的市舶司总署，垄断海外贸易，与民争利，导致无数商户破产，流民激增，此乃动摇国本之举！”

“陛下，格物院招纳西洋蛮夷，推崇奇技淫巧，违背祖制，亵渎圣人之道，长此以往，必将导致人心不古，纲常紊乱！”

“陛下，沈国公改革军制，废除世袭军职，提拔寒门子弟，让无数勋贵子弟无以为生，此举寒了老臣之心，也动摇了军心！”

朝堂之上，言官们轮番上阵，弹劾的奏章如雪片般飞向景泰帝的御案。

他们言辞激烈，引经据典，将新政批驳得一无是处，甚至暗指沈砚“架空幼主，独揽大权，有王莽、曹操之嫌”。

年幼的景泰帝面对铺天盖地的弹劾，一时不知所措，只能求助地看向沈砚。沈砚每次都从容应对，摆出新政推行以来的各项数据：国库收入增长了多少，粮食产量提高了多少，火器威力提升了多少，流民减少了多少。

铁一般的事实让言官们的弹劾显得苍白无力，可他们依旧不依不饶，凭借着“祖制”与“圣人之道”的道德高地，持续发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