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坐在角落里，安静地喝着咖啡。他的身后，是那个渴望在南欧天主教世界扮演领导角色的意大利——工业不如德国，革命不如法国，但他们有梵蒂冈，有地中海的地理优势，有战后经济奇迹带来的自信。

贝恩哈德·冯·布伦塔诺，西德外交部长，晚些时候才到。他是阿登纳外交政策的执行者，代表的是那个小心翼翼在国际舞台上寻找立足之地的西德。

约瑟夫·雷廷格，荷兰外交大臣。

他是东道主，负责协调会议的行政事务。

他的身后，是那个在二战中饱受蹂躏的小国荷兰——他们最担心德国的重新武装，也最渴望欧洲的经济一体化。他们需要在欧洲框架里得到安全保障。

还有几位“沉默的观察者”——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、世界银行和欧洲支付同盟的技术官员。他们不参与讨论，但随时准备提供数据和咨询。

他们的身后，是那个正在重建的国际金融秩序——布雷顿森林体系需要欧洲的配合，美元需要欧洲的支持，跨国资本需要一个稳定和开放的市场。

下午五点，休息室里的气氛渐渐热了起来。

斯帕克忽然提高了声音，让所有人都安静下来。

“诸位，既然大家都在，不如先聊聊德国的事。”

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他。

这是第一天下午的“地区小团体讨论”前奏——欧洲人先自己聊聊，美国人旁听。

斯帕克站在房间中央，面对着所有人。

“西德重新武装，是今年必须要解决的问题。巴黎协定已经签了，西德的主权恢复了，加入北约的事也定了。但是——西德军队的规模多大？归谁指挥？武器从哪里来？这些具体的问题，还没有答案。”

他看向冯·德·格勒本。

“冯·德·格勒本先生，西德想要什么？”

冯·德·格勒本站起身，面对着所有人。

“斯帕克先生，西德想要的东西很简单：平等。”

他的声音不高，但很清晰。

“西德不是战败国了。西德是主权国家。西德的军队，应该和其他国家的军队一样，享有平等的权利。西德的国防部长——施特劳斯先生今天也在这里——应该和其他国家的国防部长一样，在北约的会议上有发言权。”

施特劳斯转过身，面对着房间里的所有人。

“冯·德·格勒本先生说得很对。西德的军队，不是为了复仇，是为了防御。防御谁？防御苏联。苏联在东德驻扎了几十个师，离我们边境只有几十公里。西德不能赤手空拳面对他们。”

摩勒忽然开口了。

“施特劳斯先生，您说得对。西德需要防御苏联。但是，西德也需要让它的邻居们放心。二十年前，德国的军队也是‘防御’的，后来呢？”

施特劳斯看着他，目光锐利。

“摩勒先生，二十年前，德国是纳粹德国。现在，德国是民主的西德。您不能永远用过去来定义我们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