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一月第一个周五，社科院会议室坐满了人。

项目中期评审会进行了三个小时。当专家组组长念出“综合评估结果为优秀”时，会议室里响起掌声。陈教授接过评审意见书，手指在“开辟跨学科研究新范式”那行字上停留片刻，转向萧景珩。

“萧博士，专家组特别提到你那篇关于惠民医塾的文章。”

坐在长桌另一端的萧景珩抬起头。他今早出门时匆忙，领带有些歪，但眼神清明。“文章能有些作用就好。”

“不只是作用，”历史组的王教授接过话，“是你那个角度——从制度设计者的心态反推执行逻辑，这个思路很独特。一般学者分析制度，多从文本和结果入手，很少像你这样……仿佛亲历过决策过程。”

会议室静了一瞬。几位年轻学者交换眼神，都想起萧博士文章里那些精准到近乎直觉的判断：哪条政策会在基层打折扣，哪种设计最能调动医官积极性，甚至连应对抵制改革的阻力都有预案分析。

萧景珩微微调整坐姿：“读史料时多问几个为什么。定这条规矩的人当时在想什么？执行的人会遇到什么困难？受益的人会怎么反应？问得多了，文字背后的人就活过来了。”

散会后，萧景珩被两个博士生围住。他们是项目组新招的助理，一个学历史，一个学公共卫生。

“萧老师，”学历史的女孩递过平板，“您上周提到的《太平惠民和剂局方》里成药标准那部分，我们整理了同期三十七种地方志的记载做比对，发现一个规律——”

她调出图表：“凡是严格执行成药标准的州县，疫病死亡率平均低两成。但执行情况与地方官任期长短正相关，新官上任头一年往往最差。”

萧景珩仔细看数据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们分析，”公共卫生专业的男生接话，“新官不熟业务，旧吏欺上瞒下。要等官员自己发现问题，至少半年。这半年里，劣质药可能已经流入市面。”

“所以制度设计要预设执行惰性，”萧景珩放下平板，“宋代后来在太医局设‘按察使’，专司巡视地方药局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但按察使也是人，也可能被收买。”

两个年轻人愣住了。

“那……怎么办？”

“让利益不相关者参与监督，”萧景珩说，“宋代有些地方允许士绅参与药局巡查，因为他们家人也要用药。还设了匿名举报渠道，查实有赏。多重监督，比单一监察更有效。”

他顿了顿：“这些细节正史不载，散见笔记野史。做研究要拓宽材料视野。”

两人连忙记笔记。萧景珩看着他们专注的侧脸，想起很多年前，在另一个世界的惠民医塾里，也有这样的年轻人围着他问：沈先生，这样真的能救更多人吗？

那时他怎么回答的？好像是：能不能救更多人，要看你们学得用不用心。

下午陈教授召集核心组开会。阳光从百叶窗缝隙斜射进来，在长桌上切出明暗相间的条纹。